最近，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》文件中关于薪酬制度改革的新规，引发了业内广泛的讨论。

截图几个网友观点如下：可以看出，很多医护人员对此新规总体上都是持相左意见。

仲道君说过：医改之路虽然不可能一路平坦轻松实现医改终极目标，但医患关系和谐、医患双方利益均得到维护应是医改始终不变的主题。中国的医疗改革，在全民医保体系、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但在医患关系改进方面，却始终没有突破。没有突破的原因，是医生阳光收入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。

仲道君梳理了一下，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，围绕公立医院薪酬改革，已经有多次改革倡导，但方向却是一变再变。

例如，2014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：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。当年9月29日第6版，《健康报》还发了篇题为《薪酬改革 医改“最后一公里”》的文章，其中写道：

对医生实行高薪、医生薪酬明显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几乎是普遍的国际现象。其比较重要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。

第一，体现劳动者担负的责任。

第二，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医疗事业。

第三，提升医生的需求层次，奠定医德的社会心理学基础。

社会以高薪换取医生高的职业道德标准，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契约，是一种对患者和社会合意的制度选择与安排。

2017年1月，《“十三五”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》出台，在“改革行业薪酬制度，创新激励保障机制”这部分，明确提出：

充分考虑医疗行业培养周期长、职业风险高、技术难度大、责任担当重等情况，从提升薪酬待遇、发展空间、执业环境、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，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

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薪酬制度，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。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。

如果按2014-2017年的薪酬改革思路真正落实，或许医生的收入早已经与业务收入脱钩。但是，想法再好，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支持，也难以落地。2019年，应该是基于财力困难的现实原因，国家卫健委在2516号提案回复中，关于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做法，有这样的内容：

一是突出重点，积极落实“两个允许”。试点地区在加强考核基础上，探索具有一定激励性的薪酬水平。

二是突破难点，优化结构，更加注重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。部分试点地区以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为主，探索实行年薪制，对高层次、引进人才等特定群体实行项目工资、协议工资，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或单独核定并追加绩效工资额度。

三是突出引领带动，推进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年薪制。试点地区探索建立主要负责人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。

从“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”，到“探索具有一定激励性的薪酬水平”，这可以说是显著的思路改变。

2021年7月6日，5部委联合出台了《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，对于薪酬改革明确了4个基本原则，其中一个原则是：坚持按劳分配，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。并附了相关解释：

健全与岗位职责、工作业绩、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制度，落实内部分配自主权，突出工作量、服务质量、医德医风等，体现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。坚持劳动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，着力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。

突出工作量，体现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，其实一直是多数公立医院绩效发放的计算依据。但2023年7月24日，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》下发，明确规定：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，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、卫生材料、检查、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。

必须承认，医务人员薪酬不与业务收入挂钩规定的出发点非常好理解也好接受：要维持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。

丰满的公益属性理想，却面临着骨感的现实。仲道君在《医疗形势严峻当下，医院要严抓运营更应倡导“医护第一”》这篇文章中，基于财政投入的巨额缺口（医院把所有财政拨款收入用来发工资，还差1万亿元！），明确提出现阶段公立医院创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。

如果要维持公益属性，必须尊重管理科学，必须要算好账。

关于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，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了公平理论，该理论认为：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能够影响职工工作的积极性，而职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比较过程，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入的多少，而且关心自己相对收入的多少。

那么，医生会做哪些社会比较呢？我们不妨简单分析一下：

医生总体上是高学历居多，工作前的学习时间付出平均是社会平均的1.5倍以上；

医生还有接受继续教育的义务，继续教育的时间投入是社会平均的2倍以上；

医生无劳动法定时间可言，平均工作时长是社会平均的1.5倍以上；

生命重托不可轻心，哪怕下班了压力仍在，是社会平均的2倍以上；

中国人口众多，国内医生工作强度是欧美发达国家医生的数倍！

……

有了这些社会平均水平的比较，中国医生收入应该在什么样的水平呢？

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（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）的数据，截至2020年，全职医生的平均年收入约为$213,270，是美国社会全职工作平均收入的4倍左右。

根据德国医学协会（Marburger Bund）的数据，截至2021年，德国全职医生的平均年收入约为8.5万到11.5万欧元之间，是德国社会全职工作平均收入的2.5倍左右。

同样，根据新加坡统计局（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）的数据，新加坡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2倍以上。

所以，健康报那篇文章写得没错：对医生实行高薪、医生薪酬明显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几乎是普遍的国际现象。

那么，结合公平理论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情况，中国医生的合理阳光薪酬，起码应该是社会全职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029元。从公平理论来说，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平均年薪应该是35万元左右。

考虑到职称、专业等差异，医生阳光年薪合理区间可以设为15万-80万元。这方面，上规模的民营医院基本做到了，但有多少家公立医院在不创收的前提下能做到？

2021年，在公立机构任职的执业(助理)医师人数是308.3万，如果按35万元的年薪，则仅此专项，就需要财政投入1.078万亿元！此金额，约为全年财政支付预算的4%，在现有的经济实力下，真的可以做到吗？

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较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医生和患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但却是医改必须同等高度重视的两类对象。相关医改精神，建议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同时，也广泛听取一下医生们的心声。

 来源：清华医疗服务治理

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若有违规、侵权请联系我们